史家周刊 Historian

文／鍾承翰　圖／網路資源

　　在18、19世紀之交，法國大革命（Révolution française，1789年－1799年）撼動歐洲大陸，一顆顆革命的種子開始在各處萌芽；此後，列國國王的統治備受百姓懷疑，中世紀以來皇權日漸衰落的「神聖羅馬帝國」亦難以避免地受到時局影響。此時法國軍事將領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以維護共和、捍衛革命之姿登上世界舞台，化身帶領眾人奔向理想的英雄，他的存在不僅燃起法國人民的熱情，也跨越國界，感染到同樣渴望自由與改變的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使飽受疾病困擾的他投注身心創造出名垂千古之曲──《英雄交響曲》。

　　據說早在1798年，駐維也納的法國大使貝爾納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將軍曾建議貝多芬為拿破崙譜曲，然而貝多芬僅以芭蕾舞音樂《普羅米修斯的創造》回應當時的「波拿巴熱（注一）」。直到1803年，貝多芬前往維也納聖城（又稱海利根斯塔特，Heilbad Heiligenstadt），期盼透過當地礦泉水沐浴能使日益嚴重的耳硬化症有所好轉。然而，此一療法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這段日子反倒成了貝多芬情緒上的低潮期，他曾想過以自殺來逃避，但就如其日後所言：「我的藝術是唯一能將我拉回來事物（The only thing that held me back was my art）。」在這生死交關的日子裡，貝多芬完成了《英雄交響曲》，用後世最為熟悉的音樂，傳達出他與生命奮鬥、掙扎的歷程。

　　《英雄交響曲》全名為《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英雄」》，催化此曲誕生的因素，除了貝多芬以藝術與病魔奮戰的信念外，拿破崙於1799年發動「霧月政變」取得政權後所頒布的新憲法，令貝多芬相信其確實具改革決心；此外，也因負責為前作《普羅米修斯的創造》編舞的維加諾並未在舞蹈中充分展現出英雄氣概，於是追求共和、民主與自由的貝多芬，決心為世人及拿破崙譜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形象。

　　這部交響曲不僅表達出作曲家對拿破崙的景仰之心，更包含著貝多芬澎湃洶湧的理想與熱情。但在將此曲獻予法蘭西與這位「英雄」前，卻發生一件出乎貝多芬意料之事──1804年11月，法蘭西共和國改名作法蘭西第一帝國，同年12月拿破崙在巴黎聖母院舉行稱帝儀式，這種種的行為對於貝多芬而言，不單只是共和制被帝制取代，更讓他感受到期望幻滅與心血遭受背叛的憤怒。悲憤交織下貝多芬撕去《第三交響曲》上寫有「獻給拿破崙」一句的扉頁，原來的「Sinfonia grande／intitolata Bonaparte（為波拿巴而作的大交響曲）」被劃去，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鉛筆字跡「Geschrieben auf Bonaparte（以波拿巴為題材而作）」。

英雄交響曲的標題頁

　　拿破崙雖然背叛貝多芬對自由、民主的期望，但作曲家內心澎湃的情懷及熱血並沒有白費。直至今日，即便我們已是享有高度自由民主的國民，可當世人聽著《第三號交響曲》時依舊可以感受到滿溢而出的愛國情操，貝多芬筆下慷慨激昂的音符跨越時空，將我們帶回到那嚮往自由、爭取民主的時代，樂曲中散發出的光芒和熱力，不論經歷多少次時代的變遷也依然如太陽般高掛天空，給予人民溫暖亦持續照耀著他摯愛的國土。

注一：波拿巴為拿破崙的姓，「波拿巴熱」意指當時因拿破崙崛起而產生的一股崇拜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