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蔣寅文 圖片/網路

 

  中國政局自民國成立後,並未帶來平穩的社會,而是經歷一番政治混亂與軍閥內戰;在一場場鬥爭中,國民黨漸從眾多勢力裡脫穎而出,進而擁有中國政權的主導地位。即使是爾後興起的共產黨,此時也只是力量薄弱的組織,未能與國民黨抗衡,甚至在蔣介石領導下刻意對其進行肅清與排擠,使該黨發展受到諸多打擊與限制,被迫遷至邊緣的陝西地區以求發展。而兩黨之間一直處於國強共弱的狀態,倘若1936年西安事變未發生,似乎理所當然地該由蔣介石所領導之國民黨展開歷史新頁,而非組織勢力早已接近毀滅狀態的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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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長征

 

  西安事變發生前,國民黨採取的一貫政策為「攘外必先安內」,即使於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地區,國民黨軍隊對共產黨圍剿仍採第一優先,最後迫使其展開疲憊的「長征」,當時該黨領導者號稱為:「北上抗日」,其事實卻是受情勢所逼迫,組織勢力瀕臨崩潰之際求生存的呼籲。而處理日本的對策上,一派學者認為,停止剿共並整合各方力量(註一),有助於避免中國被全盤佔領。筆者卻認為,雖然1930年以來,日本對中國雖有軍事挑釁,僅限於局部性衝突,無全面開戰跡象,當時其專注於確保東北地區的利益,並無動機展開大規模侵華戰爭。雖然社會上對於政府先剿共後抗日的作法有所反彈,但依國民黨在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影響力及軍事實力,鎮壓反抗聲音並非難事,如福建事變即是被迅速弭平。若無西安事變挾持蔣介石所激起的漣漪反應,共產黨將自身難保,也不會藉機迎合張學良:「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最後贏得發展的機會(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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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策動人張學良

 

  國際對於當時中國的表態,皆承認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為代表政府,除非涉及自己的在華利益,否則並無進一步的干涉措施,自然對剿共的行為無所置喙。即使共產黨背後有蘇聯支持,但該國亦是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尤其是為爭奪東北利益,需要能抗衡或牽制日本的勢力,但以當時共產黨的狀況並不可能,而最具實力的國民黨與其領導者蔣介石無疑是最佳合作對象。共產國際的文獻資料能應證蘇聯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首長必須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正式提出,立即開始停戰談判和簽訂共同對日作戰協定的建議。」(註三),文中看似表達與國民黨合作之重要性,另一方面,卻暗示共產黨若無國民黨與蔣介石的「合作」,不可能成功抗日,亦無法維護蘇聯利益。因此,若無西安事變,國民黨的剿共政策能持續下去,蘇聯於利益的衡量下,能夠持續保住共產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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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至臺灣的人潮

 

  談及統治基礎,共產黨以工農階級為主要支持力,然而單單依靠一個階層的支持並無法成為一股影響力,所謂「民心」並非統治的唯一因素,其還需要搭配結構性組織的運作與統籌。國民黨若剿共順利,共產黨的組織勢力將在西北一隅被消滅殆盡,亦不會有往後在抗日戰爭中的喘息與戰後紛亂的發展。即使有人試圖重組共產勢力,其組織發展仍需一定的時日,同時國民黨必更加強化了組織與統治實力,因此工農階級未必會背離。由此而見,會被銘刻在中國近代政治歷史的名字,似乎理所當然的是國民黨。然而,歷史並非總是這麼「理所當然」,西安事變的「偶發」讓顯露敗態共產黨得以擁有一絲翻轉機會,反而使得國民黨只能黯然退守海角一隅。如此的發展雖不免令人唏噓,卻也令人明白,歷史總是出乎意料,而非因跡可循。

 

註一:這類說法常見於中國學者的論文中,而臺灣學者對此則語多保留。
註二: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曾言:「若沒有日本皇軍,不可能奪取政權。」
註三:吳奇英,〈張學良兵諫事件真相之探析〉,《復興崗學報》,第九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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