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周刊 Historian

撰稿／蔣寅文　圖片／網路

　　中國政局自民國成立後，並未帶來平穩的社會，而是經歷一番政治混亂與軍閥內戰；在一場場鬥爭中，國民黨漸從眾多勢力裡脫穎而出，進而擁有中國政權的主導地位。即使是爾後興起的共產黨，此時也只是力量薄弱的組織，未能與國民黨抗衡，甚至在蔣介石領導下刻意對其進行肅清與排擠，使該黨發展受到諸多打擊與限制，被迫遷至邊緣的陝西地區以求發展。而兩黨之間一直處於國強共弱的狀態，倘若1936年西安事變未發生，似乎理所當然地該由蔣介石所領導之國民黨展開歷史新頁，而非組織勢力早已接近毀滅狀態的共產黨。

共產黨的長征

　　西安事變發生前，國民黨採取的一貫政策為「攘外必先安內」，即使於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地區，國民黨軍隊對共產黨圍剿仍採第一優先，最後迫使其展開疲憊的「長征」，當時該黨領導者號稱為：「北上抗日」，其事實卻是受情勢所逼迫，組織勢力瀕臨崩潰之際求生存的呼籲。而處理日本的對策上，一派學者認為，停止剿共並整合各方力量（註一），有助於避免中國被全盤佔領。筆者卻認為，雖然1930年以來，日本對中國雖有軍事挑釁，僅限於局部性衝突，無全面開戰跡象，當時其專注於確保東北地區的利益，並無動機展開大規模侵華戰爭。雖然社會上對於政府先剿共後抗日的作法有所反彈，但依國民黨在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影響力及軍事實力，鎮壓反抗聲音並非難事，如福建事變即是被迅速弭平。若無西安事變挾持蔣介石所激起的漣漪反應，共產黨將自身難保，也不會藉機迎合張學良：「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最後贏得發展的機會（註二）。

西安事變策動人張學良

　　國際對於當時中國的表態，皆承認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為代表政府，除非涉及自己的在華利益，否則並無進一步的干涉措施，自然對剿共的行為無所置喙。即使共產黨背後有蘇聯支持，但該國亦是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尤其是為爭奪東北利益，需要能抗衡或牽制日本的勢力，但以當時共產黨的狀況並不可能，而最具實力的國民黨與其領導者蔣介石無疑是最佳合作對象。共產國際的文獻資料能應證蘇聯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首長必須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正式提出，立即開始停戰談判和簽訂共同對日作戰協定的建議。」（註三），文中看似表達與國民黨合作之重要性，另一方面，卻暗示共產黨若無國民黨與蔣介石的「合作」，不可能成功抗日，亦無法維護蘇聯利益。因此，若無西安事變，國民黨的剿共政策能持續下去，蘇聯於利益的衡量下，能夠持續保住共產黨嗎？

撤退至臺灣的人潮

　　談及統治基礎，共產黨以工農階級為主要支持力，然而單單依靠一個階層的支持並無法成為一股影響力，所謂「民心」並非統治的唯一因素，其還需要搭配結構性組織的運作與統籌。國民黨若剿共順利，共產黨的組織勢力將在西北一隅被消滅殆盡，亦不會有往後在抗日戰爭中的喘息與戰後紛亂的發展。即使有人試圖重組共產勢力，其組織發展仍需一定的時日，同時國民黨必更加強化了組織與統治實力，因此工農階級未必會背離。由此而見，會被銘刻在中國近代政治歷史的名字，似乎理所當然的是國民黨。然而，歷史並非總是這麼「理所當然」，西安事變的「偶發」讓顯露敗態共產黨得以擁有一絲翻轉機會，反而使得國民黨只能黯然退守海角一隅。如此的發展雖不免令人唏噓，卻也令人明白，歷史總是出乎意料，而非因跡可循。

註一：這類說法常見於中國學者的論文中，而臺灣學者對此則語多保留。
註二：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曾言：「若沒有日本皇軍，不可能奪取政權。」
註三：吳奇英，〈張學良兵諫事件真相之探析〉，《復興崗學報》，第九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