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周刊 Historian

撰稿／王學倫　照片／網路資源

　　西元1936年12月12日，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國民政府剿共行動即將大功告成之際，陝西省西安市卻發生一件對全國最高統帥的「兵諫」事件。該事件的主要發起者，為西北剿共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張學良、西安綏靖主任兼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事件的主要發生對象，則為行政院院長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註一）此事件雖短短歷時十四天，卻對中國政局有深遠影響。以當時社會背景探討之，共產黨勢力是否已有部分政策深植農民心中，而獲得其支持？或是在國際舞台上，依靠共產國際的勢力，獲得其他國家支持？以及對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抱持何種與國民黨不同的態度？而這些勢力足以成為共產黨爾後崛起的基石，使西安事變成為歷史過程中的冰山一角？此為本文討論之主題。

西安事變紀念館

　　西安事變的主要目的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近代日本的侵華行動不勝枚舉，如抗戰前（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隊「侵略」中國已成不爭的事實。面對此侵略行為，國民政府的態度為「攘外必先安內」先將國內的共產黨勢力剷除，好專心對抗日本；而共產黨對日軍侵略的態度，認為應採取積極抵抗的態度，同時又以口號宣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強調國內所有政黨的合作抗日，令張學良及楊虎城二人對蔣中正的剿共行動產生質疑。1964年7月10日，日方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拜會毛澤東時曾對「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一事給當地人民帶來的損害表示抱歉，毛卻以「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極大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政權，沒有皇軍，不可能奪取政權。」作為回應（註二），由此可見，興許共產黨在西安事變發生前對日軍侵華的態度不以為意，甚至將其作為一種對國民黨的政治口號，以助其政黨發展。

張學良像

　　綜觀當時國際對中國政局的看法，美國對中共及國民黨之間的競爭，多採取不干涉的態度。造成國民黨對於剿共的順利，雖至民國二十三年的第五次大規模剿共，中共勢力幾乎面臨被消滅的命運（註三），但筆者認為，以共產黨「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加上其選擇以偏僻山區的農村組織武裝游擊隊，同時作為糧食、兵源、後勤人員的根據地，令國民政府無法施展軍事實力。作戰型態上，發展山區游擊戰術，以迅速移動、藏匿、蠶食消耗為特色。此套作戰措施，在面對國民黨的順利剿共時，仍讓共產黨保有一絲生存空間。而蘇聯方面，共產國際書記處於1936年8月15日致電中共，明白指示中共要「聯蔣抗日」（註四），可見美國跟蘇聯的態度，前者主張和平不干涉，後者則如指導者般，暗中做指示。

中共提倡：同志，不要踏麥苗（約攝於1946~1947年）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為在底層農民，即無產階級中所崛起的勢力，種種對農民體諒的政策，與當時國民政府的貪污行為相比，無疑更獲人民的青睞。長久培養下來，自成一股勢力。雖然國民黨1930年曾頒布土地法，實際施行情形卻不得而知，但與當時共產黨直接深入實地瞭解農民真正需要之處，國民黨只從制度層面的改革顯得有些力不從心。筆者認為，西安事變不至於造成「共產黨絕處逢生」此一誇張說法，因其與國民黨相比，許多的「下鄉」行徑已獲得當時戰爭時期的民心。共產黨雖曾面臨被消滅的命運，但有系統的配套措施，使得共產黨勢力不至於完全絕跡。歷史的洪流中總有許多的因素，究竟是否為絕對關鍵，有待讀者自行判定，孰對孰錯，並無標準答案。

註一：吳奇英，〈張學良「兵諫」事件真相探析〉，《復興崗學報》，第九十七期，民國99年，頁227。
註二：張旭成，〈毛澤東感謝日軍侵華〉，引自：雅虎新聞網，https://tw.news.yahoo.com/-223014109.html，（2016年4月30日）。
註三：當時國共兩黨論裝備武器，是國民黨優於共產黨。
註四：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記載：「把蔣介石與日本侵略者相提並論是不對的，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首長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立即開始停戰談判和簽訂共同對日作戰協定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