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周刊 Historian

撰稿者／呂欣儒　圖片／網路

2008年上映之電影《赤壁》的宣傳海報。

曹操的主題上被大大地放了一個「梟」字，這樣的形象到底從何而來，又流傳了多久呢？

　　在時間的洪流中，總有幾段歷史令人津津樂道，例如漢末亂世之後三國鼎立的態勢：三國歷史的戲劇性經常是文學家筆下的恢弘巨帙，逐鹿中原的群雄也在文學家的刻畫中一一鮮明了模樣，其中性格豐富多變且最反映人性的角色，便是人稱「奸雄」的曹操了。

　　
　　但是，如果這些給曹操或添花或毀謗的文學戲曲不存在，試想，曹操的形象還會是個「奸雄」嗎？

　　一個歷史人物通常具有「歷史上」與「文學上」兩種形象，若要相對客觀地了解曹操的為人，可以從相關的史籍記載來抽絲剝繭。早在晉代時，眾史家對曹操的評價就出現了歧異，直至唐代以前，史家對曹操的評價不一：或褒，或貶，或毀譽參半，使他原本具爭議性的人格特質更加撲朔迷離。

　　相較於史學要求公正客觀，文學創作則帶有感情色彩、具有明確的觀點，並需要創作者以其想像與虛構添加戲劇張力。而歷史小說必須同時兼顧歷史的真實性和情節上的戲劇性，創造具有鮮明特質的人物和高潮迭起的情節，方能引起讀者共鳴，《三國演義》便是一部這樣的作品，亦是對曹操「奸雄」形象影響頗深的文學著作。

　　
《三國演義》成書之前，魏晉時期民間的通俗文學、戲曲和傳說便已開始描繪曹操在平民階層心中的輪廓，他多半被描寫成一位善用權謀、奸詐殘忍、好耍無賴的白臉奸臣，而這些模樣，也成為羅貫中與其他創作者塑造曹操一角的素材，由此可見《三國演義》對曹操的負面呈現並非一日之寒，但眾人咸認的印象並不一定為其真實面貌。

　　以下將舉《三國演義》中，「銅雀臺」之建造原因對於曹操性格的反映為例進行說明。銅雀臺雖是實際存在的建築，但羅貫中卻刻意虛構其建造緣由與時間，將其定義為曹操野心與慾望的具像化，凸顯他的不臣之心。羅貫中藉荀攸之口以「舜帝誕生」（註一）和堯禪位於舜之神話，暗喻當時政權即將轉變。縱使曹操以漢臣身分而終，其子曹丕仍在有利的情勢下接受獻帝禪位，而政權交接之地「銅雀臺」在羅氏筆下儼然成為曹操企圖心的象徵，是為曹氏將來篡漢之伏筆。

　　不過，《三國志集解》中援引《水經注》之紀錄，說明銅雀臺兩側分別是金虎臺與冰井臺，而非文本中所寫的「玉龍臺」和「金鳳臺」，由此改動可知，作者欲以玉龍、金鳳之名作為暗示，使得曹操想掌握天下的政治意圖不言而喻。此外，作者亦假曹操所說，點出建造銅雀臺的原因純粹是為了個人享樂，強化其性格缺陷；同時，為了使諸葛亮說服周瑜共同抗曹時的論點更有根據，乃將銅雀臺建造的時間提早三年，即「赤壁之戰」之前。

　　
　　由通俗文學閱聽者（平民百姓）的角度來看，之所以「貶曹」的部分原因是為了「尊劉」。無論任何時代的人民，都希望當權者行仁政，且極度厭惡暴政，生活於元末明初的羅貫中亦能體會東漢戰亂顛沛、人民渴求安定的心情，因此將仁民愛物的形象，投射至相對樸實的劉備身上，描摹出理想中的仁君；相反地，也藉由曹操原本爭議性的性格與「當權者」的身分，將其描寫成人民所憎惡的暴君，並輔以虛實交雜之筆，使讀者每每見曹操狼狽落敗便為之稱快。
　　
　　雖然歷史與小說不能等量齊觀，但上述不符史實的敘事，無非是給曹操扣上不存在的帽子。大眾對於曹操的印象多來自渲染力相對強烈的通俗文學，「奸雄」的形象在戲曲、傳說中被反覆強調，加上《三國演義》本身家喻戶曉，曹操的樣貌在世世代代刻劃之下幾乎難以平反。

　　曹操無論在史書或文學上都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亦有心狠手辣的時候，在亂世之中欲脫穎而出，「野心」實不足以支持政治企圖，還需輔以「權術」才有機會稱霸天下，除去政壇上雷厲風行的外表，或許曹操並非奸雄，而是如你我一般，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雖然各界對曹操的評價不一，也無法證明誰的立論最貼近真實，但人的性格畢竟難以一言蔽之，更遑論一面倒地定義特定人士之形象。在享受文學作品帶來的娛樂之時，我們也需明白角色刻畫是藝術上的呈現，欲推敲真實情況如何，則需以理性客觀的角度品評，還原最寫實的人性。

（註一）《三國演義》第三十四回：「卻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台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台於漳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