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者/呂欣儒 圖片/網路

 

曹操圖一.jpeg  

2008年上映之電影《赤壁》的宣傳海報。

曹操的主題上被大大地放了一個「梟」字,這樣的形象到底從何而來,又流傳了多久呢?

 

  在時間的洪流中,總有幾段歷史令人津津樂道,例如漢末亂世之後三國鼎立的態勢:三國歷史的戲劇性經常是文學家筆下的恢弘巨帙,逐鹿中原的群雄也在文學家的刻畫中一一鮮明了模樣,其中性格豐富多變且最反映人性的角色,便是人稱「奸雄」的曹操了。


  
  但是,如果這些給曹操或添花或毀謗的文學戲曲不存在,試想,曹操的形象還會是個「奸雄」嗎?

 

  一個歷史人物通常具有「歷史上」與「文學上」兩種形象,若要相對客觀地了解曹操的為人,可以從相關的史籍記載來抽絲剝繭。早在晉代時,眾史家對曹操的評價就出現了歧異,直至唐代以前,史家對曹操的評價不一:或褒,或貶,或毀譽參半,使他原本具爭議性的人格特質更加撲朔迷離。

 

  相較於史學要求公正客觀,文學創作則帶有感情色彩、具有明確的觀點,並需要創作者以其想像與虛構添加戲劇張力。而歷史小說必須同時兼顧歷史的真實性和情節上的戲劇性,創造具有鮮明特質的人物和高潮迭起的情節,方能引起讀者共鳴,《三國演義》便是一部這樣的作品,亦是對曹操「奸雄」形象影響頗深的文學著作。


  
《三國演義》成書之前,魏晉時期民間的通俗文學、戲曲和傳說便已開始描繪曹操在平民階層心中的輪廓,他多半被描寫成一位善用權謀、奸詐殘忍、好耍無賴的白臉奸臣,而這些模樣,也成為羅貫中與其他創作者塑造曹操一角的素材,由此可見《三國演義》對曹操的負面呈現並非一日之寒,但眾人咸認的印象並不一定為其真實面貌。


  以下將舉《三國演義》中,「銅雀臺」之建造原因對於曹操性格的反映為例進行說明。銅雀臺雖是實際存在的建築,但羅貫中卻刻意虛構其建造緣由與時間,將其定義為曹操野心與慾望的具像化,凸顯他的不臣之心。羅貫中藉荀攸之口以「舜帝誕生」(註一)和堯禪位於舜之神話,暗喻當時政權即將轉變。縱使曹操以漢臣身分而終,其子曹丕仍在有利的情勢下接受獻帝禪位,而政權交接之地「銅雀臺」在羅氏筆下儼然成為曹操企圖心的象徵,是為曹氏將來篡漢之伏筆。


  不過,《三國志集解》中援引《水經注》之紀錄,說明銅雀臺兩側分別是金虎臺與冰井臺,而非文本中所寫的「玉龍臺」和「金鳳臺」,由此改動可知,作者欲以玉龍、金鳳之名作為暗示,使得曹操想掌握天下的政治意圖不言而喻。此外,作者亦假曹操所說,點出建造銅雀臺的原因純粹是為了個人享樂,強化其性格缺陷;同時,為了使諸葛亮說服周瑜共同抗曹時的論點更有根據,乃將銅雀臺建造的時間提早三年,即「赤壁之戰」之前。


  
  由通俗文學閱聽者(平民百姓)的角度來看,之所以「貶曹」的部分原因是為了「尊劉」。無論任何時代的人民,都希望當權者行仁政,且極度厭惡暴政,生活於元末明初的羅貫中亦能體會東漢戰亂顛沛、人民渴求安定的心情,因此將仁民愛物的形象,投射至相對樸實的劉備身上,描摹出理想中的仁君;相反地,也藉由曹操原本爭議性的性格與「當權者」的身分,將其描寫成人民所憎惡的暴君,並輔以虛實交雜之筆,使讀者每每見曹操狼狽落敗便為之稱快。
  
  雖然歷史與小說不能等量齊觀,但上述不符史實的敘事,無非是給曹操扣上不存在的帽子。大眾對於曹操的印象多來自渲染力相對強烈的通俗文學,「奸雄」的形象在戲曲、傳說中被反覆強調,加上《三國演義》本身家喻戶曉,曹操的樣貌在世世代代刻劃之下幾乎難以平反。

 

  曹操無論在史書或文學上都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亦有心狠手辣的時候,在亂世之中欲脫穎而出,「野心」實不足以支持政治企圖,還需輔以「權術」才有機會稱霸天下,除去政壇上雷厲風行的外表,或許曹操並非奸雄,而是如你我一般,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雖然各界對曹操的評價不一,也無法證明誰的立論最貼近真實,但人的性格畢竟難以一言蔽之,更遑論一面倒地定義特定人士之形象。在享受文學作品帶來的娛樂之時,我們也需明白角色刻畫是藝術上的呈現,欲推敲真實情況如何,則需以理性客觀的角度品評,還原最寫實的人性。

 

 

(註一)《三國演義》第三十四回:「卻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台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台於漳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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