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常悅 攝影/郭依婷 

 

2013年2月28日,一堂為時四小時的「輔仁大學歷史系上古史/史學方法」課在新店開講,主講人是系上第一屆系友,現任教于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的尹章義老師。尹老師鶴髮童顏、精神矍鑠,頭冠一頂別致的原住民風格布帽,額前綴菊花雕紋的玉飾,加上頗具孩童氣的笑容,似乎在說著一個不老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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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章義老師與李惠勇師母

 

「我在輔仁享受到極大的閱讀和思考自由」,大學時光之于尹老師有幾分「天堂」的意味。這裡有教學相長、受益終身的老師,有志趣相投的同學,有相知相愛的戀人,可以在圖書館裡廢寢忘食、夜不歸宿,可以辦壁報、寫文章,在壓抑和鉗制中發出針砭時弊的呼聲……尹老師唱著「憶兒時」「記舊遊」,敘說著輔大歷史系那些年的「天寶遺事」。

 

Teacher God:神一般的父親、神一般的老師

 

「古史多神話,近史多謊言。」王任光神父是輔大歷史系的「上古史」,是在台複立(復校)後的第一任「大家長」,尹老師用「王老師對我極好!」來追憶這位他心目中的Teacher God。

 

對於半個世紀前與輔仁歷史結緣,尹老師非常坦然:「當年沒有考上台大。大一暑假時系上的同學都去轉學考,台大的考場裡儼然可以開班會了。只有我和李惠勇同學—─今日的尹太太沒有去,她當年是班上最聰敏、漂亮的女生,我們大一的時候就是模範情侶,她瞭解我的志趣和抱負,能和班上同學相伴一生也是我在大學最重要的所得。」

 

五十年前的臺灣,不僅輔仁大學設立不久,整個社會包括文化教育在內的各個方面都處在建設之中,處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一黨專政、白色恐怖、兩岸關係、外交處境等都是敏感而帶著封條的禁區。談起當年風華正茂的自己對於歷史專業的想法,老師說:「年輕人關心國家,關心人類前途,關心人的心性。性喜追根究底,說清楚、講明白,適合研究史學,追求客觀真實。」與個人主義風潮彌漫的今日不同,年輕人胸懷「兼愛天下」的豪情與氣概,又遇王任光老師既是嚴師又若慈母的督導與照顧。「王神父傾之所有、寄予厚望在他培育的學生身上。當時系上開設有『世界語』一門課,王老師會在課後單獨為我開課,講授進階內容。多年以後我在輔大任教時,他資助我們夫婦新婚預算時直接給了我存摺和印章,沒有多問一句,婚後他傍晚還常常到我家裡看望太太和小孩。王老師向來疼愛孩子,卻從不縱容,我兒子可以在神父的肚子上溜滑梯,但他不知危險地去碰電線插座就會被王爺爺打手。而送王老師回學校的路上,我們總是用拉丁文交談。」基於密切的師生情誼,王任光老師在民國六十三年將完成的《西洋中古史》大綱初稿交與尹老師,請他協助修訂、撰寫,並在自序中特別感謝自己的這位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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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老師收藏的王任光神父《西洋中古史》手稿

 

難怪尹老師會如此感慨:「這樣的父親是神話,這樣的老師更是神話。王任光老師就是我的Teacher God!」

 

我代表第一屆輔大歷史系

 

「王任光老師起初是想讓我學『世界史』的,他說『臺灣一直沒有真正的西洋史學者』。可後來,也是他要我走上臺灣史的道路。」自古以來文人相輕,可是業界學者對於尹老師在臺灣家族史、地方誌、開拓史、族群關係等課題上開發新史料與創新研究方法的好評如潮,《中國時報》也在1995年五股鄉志出爐時奉上「現代司馬遷」的讚譽,我們著實不能相信這位泰斗級人物當年在臺灣史研究領域居然是半路出家。

 

原來,1979年新莊鎮改市後,輔仁大學落於新莊轄地,修《新莊志》一事歷史系自然義不容辭。尹老師當時的專業是史學史,且正在撰寫升等論文,臨時轉行好不為難。時任校長的羅光先生半開玩笑道:「你不寫新莊志,我們丟臉,莫要說升教授,你明年的聘書都沒有了!」王任光神父也出面相勸,還沒開口,尹老師就哭笑不得地告饒:「師父啊,你別開口,我答應您,答應就是。」

 

「你是我們系第一屆的學生,代表歷史系,要有歷史系的榮譽感。」王神父這句寄望至深的評語一直令尹老師謹記在心,給予他一生從事學術研究和傳道授業標準和原則。「老師的薪水應該是教學、研究各占一半,而現在有太多老師既沒有學術熱情,連教學熱情也沒有。我們歷史系培養出來的學生,首先應該熱愛自己的專業,從而做到敬業和專注。」

 

尹老師在2008年整理出《自娛集》(紀念往生摯友張福祿),集合學術界、社會、媒體的評價,在學術和服務兩項上,老師謙虛地說「及格了」。對於做研究,尹老師認為掌握科學的方法尤為重要,「我們學歷史的,處理的是世界最複雜的問題。我們要同理和分析人的思想、意識、行為、情感,還有比人更捉摸不透的嗎?相比而言,地質、地震、建築多麼簡單和穩定啊。我們連千變萬化的人都能研究清楚,那些單細胞的微生物又算的了什麼呢?」

 

再談及教學,尹老師更是強調:「做大學老師的,不能循規蹈矩,更應該與時代共同進步,把當下最新的研究成果講解給學生,提供最頂尖的資訊,教授正確的治史方法。在這次見面之前,我引導你們搜集關於我個人和輔大歷史系前十年的各種文字記載就是在歷經一個學習方法的過程。」

 

尹老師在一週的時間內提供了來自報章雜誌、系上論文集和網路上多方的資訊管道;在約見之前又來電確認採訪人數,屆時就發給我們相應數量的資料影本,有王任光先生《西洋中古史》的手稿、尹老師別出心裁的授課大綱、媒體專訪、政要來函等等;此外,老師還預備了手繪的「微型講義」,用常人皆有的「完型傾向」,生動形象地指出歷史人物,尤其是那些在芸芸眾生中值得被記載者,在邏輯和理性上的非常性。「這是一種態度,用這樣的態度來教學,學生若是翹課都會覺得吃虧。每一個學生都是可造之才,只有老師有人濫竽充數,自救不遑何以教人?繳學費就像看電影,難道你會買了票坐在電影院裡睡覺嗎?」

 

我是「週末革命家」

 

能在「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這天約訪尹老師絕非易事,他推掉了北投文物館的邀約才能與我們見面。而就在一日前,尹老師還以五股志編撰人的身份接受《聯合報》採訪,為時下熱議的「陳儀墓碑骨灰失蹤」案提供學界觀點。

 

雖已年近古稀,尹老師對社會的熱切關注和落實在專業領域內積極的行動與五十年前相比絲毫不遜。時至今日,尹老師在教學之外的社會參與涉及文物評鑒、文化資產保護、教育改革、地震與建築學、流行病學、醫院安全等諸多領域;他支持的地域範圍也不止於台灣,還包含香港地區地方誌的編修和兩岸關係歷史脈絡的探討,加之SARS入侵後對流行病學的關注——「我和美國學者合作的醫學研究是為全世界服務的」,從他與馬英九先生密切的信函往來及眾多學術機構、文化單位的與會邀請,我們看到一個精力旺盛的老者,紅光滿面、熱血沸騰,正如老師自己所言「我始終是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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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老師熱切參與社會與政治運動,圖為與政要首腦的來往信函

 

「學歷史、研究歷史是要為社會服務的,我是個『反社會』的人,週一到週五做研究、教書,週末就跑到街上去革命,和工人們打成一片。然而,用勞力去砌磚對社會的貢獻畢竟格局有限,我們應該運用知識、方法和發現、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國家有難時,學以致用。」老師回憶起念書時十分敬重的包遵彭老師,「他是教明史的,舉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之例教導我史學乃是『經世致用』之學。」

 

談到這股不滅的熱情從何而來,尹老師說:「我們那時候的觀念受『存在主義』影響比較多,從傳統教育來得比較少。」在當年的學生宿舍裡,通宵不眠,徹夜「狂聊」的最主要議題是古希臘悲劇,其中薛西弗斯(Sisyphus)的故事總成為焦點,「這個故事對我影響很深,我給我的每一屆學生都會講,我們常常在想『薛西弗斯在山腳下到底想到了什麽,使他決心與眾神對抗,繼續永無止境地重複推巨石上山』?」薛西弗斯的選擇充滿了挑戰的勇氣,他用這種永不停歇的行動證明生命存在的意義。「薛西弗斯積極地『對抗』眾神懲罰的行為鼓舞了我們,我們連神都不怕,人有什麽好怕的?政府、統治者、當下的體制有什麽可怕的?在輔大歷史,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我廣泛的閱讀、寫作、辦『地下雜誌』,發出『呐喊』。」

 

尹老師的人生軌跡紮紮實實,他表示自己的餘生亦會持續「動」下去。「薛西弗斯給我們勇氣,墨家告訴我們『兼愛天下』,儒家告訴我們『格物誠正,修齊治平』。我知道自己要什麽,我用『呐喊』證明存在,永遠不會退休,永遠不會退讓,也永遠不會棄械而逃。」

 

離開輔大十載已矣,這裡不僅是尹老師踏入史學世界—─這個他奉獻一生、收穫飽滿的事業的起點,也是他心中強烈使命感的歸宿。他非常期望看到輔仁史學系壯大成為台灣數一數二的史學系,能夠成立完整的碩士班和博士班,「這是王任光老師的期待,不能完成我將抱憾終身。」白髮朱顏的老師動情道:「我對輔大歷史系永遠懷有責任,持有負擔。」

 

撒旦拆穿上帝的謊言,就像史家解開古往今來的秘密、深究世界的本質。其中,膽識、邏輯、自信、堅韌以及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都是「撒旦們」的法寶,而我們應始終為之奮鬥的是打造一個更美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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