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周刊 Historian

撰稿者／鄭英瓊　照片／網路資源

　　近期由湯姆‧漢克（Tom Hanks）主演的電影──《間諜橋（Bridge of Spies）》正如火如荼地在臺灣上映。本片根據冷戰期間轟動社會的美蘇人質交換事件改編，事件中的兩大主角分別是隸屬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的魯道夫‧伊凡諾維奇‧阿貝爾（Rudolf Ivanovich Abel）上校，以及為其辯護的詹姆士．B．唐納文（James B. Donovan）律師。過去的黑白照片讓我們得以窺探歷史的一影，回首照片中接受媒體採訪的兩位時，最令世人感到好奇的是：身為一位美國公民，為何唐納文律師堅決力排眾議，為危害己國的諜報員阿貝爾進行辯護？阿貝爾又為何選擇上訴而不是成為當雙面間諜、為美國效力？

左為唐納文律師，右為阿貝爾上校，他們正接受美國媒體的採訪。

　　冷戰初期，意識型態對立的美蘇兩強長期進行軍備競賽，使得各國無不擔憂毀滅性戰爭再次爆發。期間美蘇兩國不停派出諜報人員收集敵方情資，而魯道夫‧阿貝爾即是潛入北美的蘇聯諜報員，他在1957年一次同伴的背叛下遭中情局（CIA）逮捕。此事件引起美國一陣軒然大波，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甚至是司法人員都希望判處阿貝爾死刑，但他的辯護律師詹姆士．唐納文卻在這片撻伐聲浪中站出，並力爭其權利。

　　照片中阿貝爾和唐納文律師正受到美國媒體採訪，唐納文律師正專心聆聽記者的訪問，以辯護律師的身分隨時協助阿貝爾應答，反觀阿貝爾在此攸關性命的局勢下，卻沒有如唐納文那麼正襟危坐，其眼神宛若觀察詢問中的記者。在唐納文日後的著作《間諜橋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on a Bridge: The Case of Colonel Abel and Francis Gary Powers）》裡提到阿貝爾不僅思考靈活更有著強烈忠誠心，在兩人初次見面時唐納文便建議他可以為美國工作、擔任雙面間諜，如此得以免除死刑。但阿貝爾鄭重地拒絕他的提案，並顯現其將性命置於度外的覺悟，這或許就是他能鎮定面對局勢之因。對於本案唐納文律師認為：「如果身為一個世界熔爐和民主國家的美國都不能為一個間諜辯護，那今後也不需談論人權。」他引用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The Fourth Amendment ）的精神，以毒樹果實原則（*註一）為根據爭取阿貝爾的人權；另一方面唐納文也認為保留其性命，將來亦能作為與蘇聯交換的籌碼。這起重大刑事訴訟案經過律師的努力，最終美國最高法院將原本的死刑裁定改為三十年有期徒刑。

　　三年後，彷彿為了印證唐納文的假設般，1960年5月1日蘇聯導彈擊毀一架空拍蘇聯國土的U-2偵察機，並俘虜其駕駛員法蘭西斯．蓋瑞．鮑爾斯（Francis Gary Powers）上尉，蘇聯便以鮑爾斯為人質向美方要求交換魯道夫‧阿貝爾。此次的行動由唐納文律師以私人名義和蘇聯、東德交涉，最後順利在1962年10月2日於連接西柏林和東德波茨坦的「格里尼克橋」交換人質，過程中既無衝突亦無流血，可謂為冷戰時期的一段佳話。

　　「冷戰」是一個充滿敵意、壓抑和恐懼的年代，在這種氛圍感染下，人民和政府容易走向極端的道路，也更常輕易、甚至是故意忽視俘虜的人權，導致司法程序與判決不公正；然而此時仍存在不受民粹和國家主義思想影響，為被告的尊嚴和權利發聲之人。照片中的兩位主角，一位是效忠於國家、擁有覺悟的諜報人員，一位是秉持公平正義、注重職業倫理的律師，兩個人皆挺直腰桿地面對當時的媒體與輿論，其精神與實踐確實值得後人深入省思：人們要如何在既不背叛國家亦不違背自身倫理原則下保持理性？又該怎麼不受當下社會營造出的「氣氛」所牽動？在此多元思想容易跨界傳播的年代，以上種種皆可能是人們將要思考與面對的課題。

（*註一）毒樹果實原則（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意指透過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證據，在訴訟審判的過程中將不得採納，即使該為決定性證據亦然。假設證據的非法來源為毒樹，基於此所得到的證據就如同從毒樹長出來的毒果，不得使用。